🔺【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郭守敬】🔺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0
🔸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郭守敬,邢州邢台人(今河北省邢台市),是元朝著名的科學家,與劉秉忠、張易、張文謙、王恂四人合稱紫金山五傑。
郭守敬年幼時受其祖父影響,刻苦又聰穎好學。祖父郭榮,為當地有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水利專家,精通算術和水利工程。郭守敬自幼便隨祖父學習各類技藝,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他曾根據蓮花刻漏圖的圖紙描繪,便能理解並分析其運作原理。郭某曾意外獲得一個《尚書璇璣圖》,並成功利用竹片將其中記載的渾儀大致還原,此時他尚不足十六歲,可見郭榮對郭守敬有巨大的啟蒙作用。
郭守敬在得到元世祖賞識前已聞名於邢州。金・元好問 《邢州新石橋記》中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邢州自宋朝時曾有三條河流,並有一座石橋用以橫跨三條河條,然而因為遼金之間的連年戰爭,石橋早已被戰荒破壞,又被河水沖毁,被汙泥淹沒,百姓們只得架起獨木橋作過河之用,但獨木橋十分危險且經常損壞,百姓苦不堪言。時任地方官張文謙命郭守敬擔任測量師勘測石橋舊址。郭守敬經考察後,指出其中一個地方應該是石橋遺址。官員命工匠發挖,果然發現有殘破石橋遺址埋藏在下。消息傳開後,郭守敬為時人所傳頌。
公元1262年,元世祖(忽必烈)聞劉秉忠的大名,召其入京諮以政事。劉秉忠遂攜同郭守敬及其好友王恂共同進京面聖,並向忽必烈推薦年僅31歲的郭守敬。郭守敬向元世祖提出了共計六條分別涉及邢州流域,中都等地的水利建議,他更預言元朝遷都大都(今北京)後將會面臨開發和調配水資源的問題。元世組深以為然,提出不少問題,郭守敬對答如流,得到元世祖賞識。元世祖即場任命其為「提舉諸路河渠」,負責整修及管理各地河渠。不久後,西夏地區河渠問題嚴重影響農業發展,他以河渠副使身份,前往西夏地區重修舊有黃河灌渠。
郭守敬走馬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修繕地處西夏地區的眾多荒廢水渠。西夏地區本來就屬荒蕪之地,再加上連年戰亂,幾乎所有的水渠都已汙塞,無法發揮引水的作用。當地農民賴以為生的農田全部荒廢,引發饑荒,居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郭守敬經視察後,發現寧夏兩大幹渠的淤廢對地方民生的影響最大,決心從這兩條渠入手,爭取在最短時間內使寧夏農業復蘇。郭守敬經過研究後,提出了「固舊圖新」的做法。他一方面命人疏通舊渠,另一方面又命令開挖新渠,雙管齊下。同一時間,由於西夏地區雨量極不穩定,供水的穩定性也成為非常嚴峻的問題。有見及此,郭守敬提出了建立水閘,築起水壩的構思,以水量過多時「泄水」及水源稀缺時「節水」的做法鞏固供水的穩定性。 這就是水壩的構思。
寧夏區當時擁有兩條大型水渠以及附近四州合計十餘水渠,合計二千六百餘里。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然在兩年內便逐漸發揮作用。兩年之內,西夏區農業便開始復蘇,流離失所的居民紛紛遷回舊居務農。當郭守敬完成任務回京覆命時,西夏區已是一片繁榮,煥然一新。寧夏百姓為了紀念他,為他建立了一個祠堂。時至今天,寧夏唐萊公園仍有一尊郭守敬像。
現今中國的首都——北京,最早為元朝時期的國都。元軍攻陷南宋國都汴京後,忽必烈把國都從上都搬遷至大都,方便管治中原。金朝時期,金朝統治者便已看中大都的地理位置,著力發展大都,至元朝時大都規模已不下於開封等地。但是,與開封、汴京和長安等數朝古都不同的地方是,大都附近並沒有大型的河流能夠為城鎮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源,以及更重要的航運交通。
古代陸運技術遠遠落後於水運,因而只有船隻能到達的城鎮才擁有高速發展的資本。而當時的北京城,也就是大都,並不符合這種條件。商船的貨物若要進京,需在通州卸貨後,改用陸運,即利用人力及馬車運送入京,非常不方便。金朝年間,統治者曾下令開挖通州至京都(北京,)的運河,試圖接駁通州港口以及通往南方富庶地區的商船航道。然而,時任負責人某某顯然沒有勝任這工作的才能,他命令從京都西部的河流——渾河(今永定河)引水東下灌水進運河。結果就是運河常常淤塞,航路不順,商船難以正常航行。金朝時期,曾經有一次發大水,運河溢水泛濫,竟將京都淹沒,損失慘重,最終金朝統治者只得填堵運河棄置,運河計劃以失敗告終。
郭守敬到任後,認為引永定河之水灌河不可取。他改為引玉泉山的清泉之水至通州,因為玉泉山清泉清澈而少泥沙。但是清泉的水完全不能滿足需求運河的漕運量,大型的商船根本無法駛進該運河。萬般無奈之下,郭守敬只得又打起了永定河的主意。他滿懷自信地按照在西夏治水時的套路,建立了水壩套餐,企圖依靠水壩的功效來解決發大水的問題。然而,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過了不到一年,因為泥沙量太多,沙石竟堵死了水閘,水閘失去作用。最終,水閘計劃也宣告失敗,郭守敬放棄了依靠壩河單獨支撐大都的需求。
經過多次碰壁,郭守敬下定決心,遍尋大都附近地形,找尋能滿足需求的水源。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在大都以北三十里的神山上,找到了白浮泉——一個水量充沛,水質清澈的泉眼。由於白浮泉與大都之間相隔了兩座大河谷,直接向南引水肯定是不可能的。郭守敬精心設計了一條路線,向西南方引水,借道河谷西南部取道大都,中途甚至能匯合西山群其他清澈的泉水,提供更多的水源,最後將匯合而成的水流引向大都,如此一來便能為大都運河的建設提供充足的條件。忽必烈聽到計劃後眼睛發亮,立即下令調動數萬軍民投入工程,由郭守敬全權指揮。全長160華里的山道運河工程,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在一年半內便正式峻工。從此,從江南富庶之地遠途而來的商船,能經新建成的運河,直達大都,在大都內一處名為「積水潭」的水塘卸貨。忽必烈後來遇然經過積水潭,看見商船數量之多甚至把河水都遮掩了(史書記載當時的場景為「舳艫敝水」),大喜過望,將運河賜名「通惠河」。通惠河不但解決了大都的水源以及漕運問題,更徹底打通了中國南北的航運通道。它實現了從西北方引河入城的構思,在提供航道的同時,又能給大都提供北方寶貴的水資源,奠定了大都的供水格局,而這格局直至現代,仍被北京城所沿用着。
除了在水利工程方面有巨大的貢獻,郭守敬還在天文學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忽必烈遷都建立元朝後,因為從宋朝時期傳承下來的舊曆時隔過於久遠,誤差十分嚴重,經常誤導農民,令他們錯過農耕時節,對農業收成造成不少的影響。郭守敬的老師兼好友劉秉忠生前曾向忽必烈建議編製新曆法,卻沒有結果。後來,元朝遷都大都後,郭守敬等人上書忽必烈,再次建議編凪製全新的天文曆法。忽必烈也覺得此事勢在必行,便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宣佈開始改製新曆,並任命張文謙全權負責此事,張文謙又找來了郭守敬和王恂等人協助。
郭守敬為編製曆法做準備就花了四年以上的時間。郭守敬在準備時期提出了「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錶」的著名理論。
在準備時期,郭守敬創造了玲瓏儀,改良了自漢朝傳承下來的日晷儀,改名星晷定時儀,利用日影來測量時間。改良蓮花漏,制成寶山漏,用來計算時間,還有高表,候極儀,立渾儀,景符等等。他還創造了世界上首個水動計時裝置——七寶燈漏(又稱大明殿燈漏)。
郭守敬在他提出的理論裏,強調了編制曆法的兩大重點,儀表和測驗。經過了三年的準備後,儀器工具等均已被齊備,此時只剩下測驗來蒐集資料了。郭守敬非常清楚,以元朝的疆域之廣,再加上宋朝以前的數據已經存在大量缺陷,如果要制作一個通用於整個元朝廣大疆土的準確曆法,一個超大規模的大型觀測是必須的。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在元朝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以獲得準確的數據編制新曆。忽必烈非常贊同,當場批準實拖,任命郭守敬全權負責測量事項。這次測量,就是著名的「四海測驗」。
郭守敬設立了共計二十七天文觀測點,二十七處觀測點均各設置了一個觀星台。觀測點的分佈極廣,郭守敬為此設立了一十四個監侯官來統籌龐大的測量工程。元十八年(1280年),郭守敬等人經常充分的準備和計算,於該年春季正式頒佈全新的曆法—「授時曆」。授時曆提出一年的長度為365.2425天,即一年總時間為365天5小時49分鐘20秒,一個月有29.530593日。這與現代曆法的測量時間差距僅有26秒鐘。授時曆提倡的周期更與現代使用的「格里高利曆」(即陽曆)完全一致,而授時曆的發佈時間較格里高利曆早302年。西曆由1582年開始發行並通用。
忽必烈死後,元朝後繼的統治者們迅速腐敗下來。他們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爭權逐利。郭守敬雖然沒有被卷入政治鬥爭,卻對朝廷大為失望。同時,年事已高的他也失去了年輕時的熱血之心。他沒有再推行各種的大型工程,而是專心著書立說。他留下了《推步》、《轉神選擇》、《上中下三曆注式》等前後共十四本作品,均為後世參研天文學提供大量根據和參考資料。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世人對郭守敬的評價都非常高。其徒弟齊履謙稱讚他「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在古代,史書稱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即是說他在水利工程,天文曆法以及儀象制度這三方面的領域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以企及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稱其為「中國的弟谷」(弟谷為歐洲著名天文學家),事實上,因為郭守敬早於弟谷,不少人認為應把弟谷稱為「歐洲的郭守敬」。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稱讚其技術為「絕學」;其好友劉秉忠評價他「習知水利,巧思絕人」;元代詩人王惲稱讚他「善推步算數,隱德君子也。」。在現代,河北省刑台市將其中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守敬路」。小行星2012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1981年,國際天文學會將月球上一座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2010年,LAMOST望遠鏡被正式冠名為「郭守敬望遠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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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繁華色相中
#吳士偉個展
#紫藤廬
暑假的時候,走訪一趟青雨山房拜觀吳士偉的作品裝裱。三位姓吳的,吳士偉、吳挺偉和我愉快的聊了一個下午。除了觀看士偉近期要在紫藤廬展出的作品之外,挺偉也拿出了許多裝禎用的材料,並分享了許多在書畫裝裱的知識。
我與士偉相識多年。觀察到他多年來對於書畫創作的歷程,只能說此人真是謙謙君子,而且畫如其人的優雅與飽滿。且書寫一篇短文,做為文字導覽。開幕日期為10/24日下午兩點。
〈不在繁華色相中─試論吳士偉水墨近況〉
文人畫在20世紀的發展困頓
隨著清帝國的衰敗,中國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取消之後,整個文人階級也跟著在民國初年逐漸的消失不見。固然,文人的風雅與品味令人懷念,但過往那種將科舉、菁英文官與品味「三合一」的組合,已然無法在民國時代延續。
陳衡恪(1876-1923)在1921年所撰寫的〈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提出「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陳衡恪出身於晚清的世家,其父親為陳三立(1853-1937)與祖父陳寶箴(1831-1900)俱為清代文人官員,其弟陳寅恪(1890-1969)則是20世紀中國之史學權威。從陳衡恪的世家背景可得知他在民國十年寫文章捍衛傳統文人畫價值時的家學淵源。無奈,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使得中國新一代的知識份子不僅強烈的質疑自身的文化傳統,更激進者甚至主張中國應該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才能振衰起敝。
從晚清開始,中國的留學生大都先前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之後的第二波則是前往歐美留學。雖然,陳衡恪也曾前往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博物學。他返回中國之後對於文人畫的倡議,顯然抵擋不住更多從歐洲與日本返國的藝術提倡者。徐悲鴻(1895-1953)的「中國畫改良論」,或是林風眠(1900-1991)的「東西方融合論」,如果放在「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下,明顯的更能獲取年輕世代的支持。歷經1949年的共產革命之後,文人畫在中國的後續發展只能苟延殘喘的躲藏在階級鬥爭的陰霾裡。1980年後的「改革開放」固然帶來了一線生機,但是後來的「新文人畫」運動,在大量西方當代藝術移入後,也僅能曇花一現的凋零。
吳士偉與他的文人品味養成
吳士偉先後畢業於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之)、文化大學與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國立藝專時代所就讀的工藝科應用美術組,奠下了他日後對於古玩(長命鎖)、漆器、銀器與織物(緙絲、刺繡)的愛好。此外,當年席德進(1923-1981)對於臺灣民俗文物、建築的重視,也滋養了他的藝術底韻。除了古人之外,影響吳士偉水墨的老師包括了江兆申(1925-1996)、李義弘、蔣勳與倪再沁(1955-2015)。可以說,江兆申的秀麗筆墨、李義弘的攝影觀景構圖、蔣勳的人文素養與倪再沁所重視的文人筆墨,都構成了吳士偉畫作中的重要養分。
從20世紀跨越到現在,吳士偉的水墨創作一方面要抵抗臺灣藝術市場對於當代藝術的偏好,另方面則是要面對如何在當代的生活情境裡去蒙養文人畫的品味。舊時代的文人品味來自於書香官宦世家、來自於琴棋書畫、來自於四書五經與詩詞歌賦。這些文化條件,也就是陳衡恪在民國時代對於文人畫沒落的無力回天之憾。整個時代的風氣、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之後,文人(官員)階層已然消逝。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畫已經不存在;在我們這個時代,唯一能夠持續發展的只有文人畫的品味與精神。
無論是親自拜訪吳士偉的工作室,或是瀏覽他的臉書,都可以發現他對於古物的嗜好。時間所淬鍊出來的歲月痕跡與歷史記憶,無論是在他所收藏的長命鎖、銀器或是漆器上,都可以看到古香古色的斑斕美感。例如,此次展出的【浥清塵01】的畫心周邊就有銅綠的斑剝效果;【浥清塵02】的花瓶,還刻意的使用燒過的銀箔來暗示時間的流逝感。2020年的作品【瓊華】裡的漆器圓盤,也在珠紅色的顏料下,隱約使用墨色的暈染,來增添歲月感。此外,【平安長春】作品中,所使用的「全形拓」紙張是購自中國大陸的現成品,買回之後再添上竹簾、花卉與托盤。「全形拓」(把古代的青銅器利用特殊的手法來呈現青銅器的立體造型)盛行於清代金石考證學風的乾隆與嘉慶年代。清代晚期書畫篆刻家趙之謙(1829-1884)時常在「全形拓」的紙上做花卉。此後,無論是吳昌碩或齊白石等人皆有不少此類的作品。元代文人畫家趙孟頫(1254-1322)在論畫時說:「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以今日的角度而言,「古意」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詮釋與作法。吳士偉的古物收藏癖好,無疑的是他文人品味養成的重要養分。
繁華落盡見真誠
文人畫的技法可以仿效,但是品味卻難以學習。明代的董其昌(1555-1636)曾說:「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董其昌〈畫眼〉)。吳士偉酷愛旅行,足跡踏遍許多地方─除了故國山河之外,造訪臺灣北海岸的三芝、老梅等處之後,他以海藻綠畫下了【春渚】。此外,他在臉書上留下了大量他在臺北或新北市巷弄所見的花花草草,而這一些用攝影留下的影像,也常成為他眾多花卉作品的造型來源。
吳士偉的線條,來自於他長期的書法鍛鍊。本來,在文人畫的系統裡最講究的其實是以書法線條入畫,然後讓線條在畫面上可以言說自己,而非僅做為造型的陪襯。他對於筆墨線條的掌控,可見於【蘭香馥郁】裡的從容與自在,以及類似常玉(1895-1966)構圖【觀止】中充滿節奏感的飽滿與生機盎然。從趙孟頫之後,中國的文人畫甚少觸及顏色的使用。趙孟頫說「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事實上,吳士偉的用色除了來自傳統的中國畫顏料,也運用到大量的日本畫顏料。在訪談中,他提及剛到東海大學研究所時就開始接觸了膠彩畫;他還特別提及廖瑞芬建議他使用日本畫的天然胭脂以及嘗試其他的膠彩顏料。因此,吳士偉畫作裡顏色表現,不僅層次豐富(有時會參用銀箔或黑箔),設色飽滿而不俗豔。
〈不在繁華色相中〉展覽,吳士偉展出了他最近三年來的精心之作。我對佛學並無研究,但「色相」或許可解釋為人們目光所能及的現象界。「繁華」的「華」字等同於「花」,也就是吳士偉最常繪製的題材。本次展覽中,他的花卉作品確有幾件刻意的在描寫花落花謝的過程,例如【抱香】裡那些以較黑的墨色所畫的蘭花,或是【綺蘭】作品中太湖石左側的枯萎蘭瓣。時間的流轉,會讓人有「傷逝」的感悟。王羲之在〈蘭亭序〉中也說「故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魏晉名士的風流,不在驚世駭俗,而在於真誠的理解生命的短暫與苦痛。吳士偉的〈不再繁華色相中〉不僅提供給我們豐富的視覺饗宴,也提醒了我們在於生命的虛幻與真實之間,一個重要的觀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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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與海洋文化|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媽祖信仰的廣泛傳播,是中國古代航海和對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媽祖之普渡慈航,海不揚波,增添討海人的信心。《天妃顯聖錄》記載媽祖機上求親、化草救商、鐵馬渡江、龍王來朝、收伏晏公、收伏嘉應嘉佑、禱佑起椗等濟救民間海商漁民的聖跡,朱衣著靈、護佑鄭和下西洋、護佑遣使琉球等中國朝使船隊之遠航,庇佑海運漕糧等事功,均展現了媽祖信仰是重商、進取的海洋文化。相對於大陸型的農業文化,媽祖信仰與中國海洋事業的相互映照,展現了中國人冒險求利,勇敢涉洋的開放氣魄。
千年媽祖,意示中國也是偉大的航海民族,尤其是中國東南沿海閩粵地區,閩商的豪邁進取,海南人更應以大海為量。
媽祖信仰是東方母性海洋文化的象徵。媽祖的東方海洋女神形象,不同於西方那種代表雄心、攻擊、競爭、佔有之海神形象。在西方,古希臘有海神波寒冬,祂是一個手持三叉戟的壯年男子,經常騎著駿馬在海上飛馳,所到之處,掀起巨浪,波濤汹湧,大地顫抖。人們都說祂是大海的主人,若不順從、供奉,必遭滅頂之災。在古希臘人看來,海神波塞冬沒有善惡之分,有的只是力量。強者,即擁有權力,擁有一切。而在東方,千年海洋女神,媽祖形象一開始就被賦予祂控制海濤風向的靈性,深具庇佑海者安全、順航的神庥職能。媽祖是以人格化的神祇恣態出現,展現人類母愛之無私利他的精神。
徐曉望《媽祖的子民》指說,在中國的民間傳說,媽祖是一個高雅的年輕母親的形象,祂身披象徵著吉祥的紅衣,在茫茫大海上飄行,哪裡有海難,便趕去營救落難者,給人們帶來平安、好運、吉祥。在祂的身上,寄托的是人類母親的愛──慈祥、親切、無私、利人,祂將愛付於人,而從不索取、不求回報。在媽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東方海洋文化的特徵。
漢民族以慈悲無私的女性(母性)為海神,實是帶有中華文化之內蘊。不是因為恐懼於媽祖這海神會否發怒,才誠惶誠恐地去供奉。宋元以來,人們崇祀媽祖的態度是非常密切的。誠如元代柳貫《敕賜天妃廟新祭器記》所寫的:「命蔫於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蠁如父母之顧復其子。」
元代黃四如《聖墩順濟祖廟新建蕃厘殿記》則說得更為貼切:「所謂神者,以死生禍福驚動人,唯妃,生人福人,未嘗以死與禍恐之。故人人事妃,愛敬如母。」
媽祖信仰是超越地域、階級、族籍的海洋和平文化。處在21世紀的今天,媽祖信仰這種「未嘗以死與禍恐之」,使人備感親切,「愛敬如母」的媽祖精神,不就更是我們應當發揚的海洋文化嗎?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