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傳誦的智慧化身:蜀漢丞相諸葛亮|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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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181年7月23日—234年8月28日)字孔明,人稱臥龍,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發明家、軍事家。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謚曰忠武侯;後來的東晉政權為了推崇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特追封他為武興王。代表作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誡子書》等。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成都有武侯祠。漢末徐州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沂南縣)人,父諸葛珪曾為泰山郡丞,叔父諸葛玄為當時名士。諸葛亮兄諸葛瑾仕於吳孫權,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亮從弟諸葛誕仕於魏,為吏部郎,累遷揚州刺吏、鎮東將軍、司空。兄弟三人「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說新語.品藻》注云:狗乃「功狗」之狗,雖非龍虎之比,亦甚有功之人,故曰並有盛名。)
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在徐州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沂南縣)的一個門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裡,誕生下一個嬰兒,他就是後來成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的諸葛亮。
躬耕南陽 隆中對策
諸葛亮,字孔明。父親諸葛窪,當過秦山郡郡丞。郡丞是協助郡太守掌管行政司法的官員,地位並不高,所以諸葛亮的出身並非名門望族。
諸葛亮有三個兄弟、兩個姐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小的時候生母就病故了,大約在八歲的時候,父親諸葛掛又去世了。從此諸葛亮一家子就依靠叔父諸葛玄生活了。
諸葛亮四歲的時候,爆發了驚天動地的黃巾大起義,各地軍閥在鎮壓黃巾起義中,紛紛割據自立,互相攻戰不休。諸葛亮的家鄉徐州一帶,變成了軍閥間互相廝殺爭奪的要地,威脅著這一家人的生活和安全。諸葛玄與割據揚州一帶的軍閥袁術認識,這時正好袁術從淮南派人送來了一個任命他為豫章太守的信,諸葛玄認為這正是一個躲避家鄉戰亂的機會,他決定把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留在家鄉看管家產,於興平二年(195年)帶著諸葛亮姐弟離開山東老家,去就任豫章太守(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從此一家人就分散了。
諸葛玄就任豫章太守不久,袁術就在與另一個軍閥曹操的鬥爭中,失敗後病死了。袁術一死,諸葛玄就失去了靠山,這時後漢朝廷又派來個叫朱皓的當豫章太守,諸葛玄在豫章沒有法子呆下去了,於是就又帶著諸葛亮姐弟去襄陽投靠他的朋友荊州牧劉表。但是諸葛玄到了荊州不久,還沒有得到劉表的任用,就於公元197年病死了。這時諸葛亮已經十七歲,他的兩個姐姐已在荊州出嫁,就剩下他和小弟弟諸葛均在一起生活了。他本想帶著弟弟回老家尋找哥哥,但家鄉當時更亂了,一點也不知道哥哥的信息,所以在姐姐和朋友們的勸說下,決定暫時在荊州住下來。
叔父死後,諸葛亮帶著弟弟搬到離襄陽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村住下來。這裡山明水秀,風景幽雅,諸葛亮蓋了幾間草房,與弟弟在這裡一邊讀書,探討學問;另一方面又親自參加勞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諸葛亮在這裡一共住了十年(197年至207年),度過了他一生中非常有意義的時期。
當時荊州一帶戰亂較少,各地的很多名士來這裡避亂的不少。其中如潁川(今河南禹縣)的徐庶(字元直)、石廣元,汝南的(今河南平輿縣)孟公威,博陵(今河北蠡縣)的崔州平等,都是很有才華的青年,他們都成了諸葛亮的好友,經常在一起磋商學問,議論天下形勢。
襄陽當地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叫龐德公,諸葛亮的姐姐就嫁給了他兒子,他們之間既是朋友,又是親戚。龐德公的朋友司馬徽(字德操)、侄兒龐統,都是當地的名士,諸葛亮和他們交往甚密。諸葛亮經常登門向這些人請教學問,研討國家大事。龐德公.很能知人,當時割據荊州的劉表,幾次想請他出來作官,他認為劉表是個庸碌之輩,都謝絕了。他對諸葛亮的才能和抱負很敬佩,所以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臥龍」,暗示他今後必成大器。
諸葛亮在與荊州名士的交往中,他的才識很快得到了他們的器重,所以在襄陽一帶的士人中頗有了點名氣。沔陽名士黃承彥,家道富有,夫人去世較早,留下一個女兒阿醜,父女相依為命。阿醜從小就很聰明,跟著他父親整日讀書寫字,文化修養很高;但她長得又黑又小,再加上一頭的黃髮,模樣兒實在不好看。諸葛亮幾次到黃承彥家拜訪過,聽說他有一個女兒長得很醜,但一直沒有見到過。有一次他在黃承彥的書房中見到一些詩文,諸葛亮讀後讚不絕口,一打聽才知道是他女兒做的,所以他很佩服這一才女。這時諸葛亮已經到了該成親的年齡,他的姐姐和朋友們給他介紹了不少的大家閨秀,都不中意。黃承彥聽說諸葛亮在物色對象,覺得自己的女兒和他倒是才學相當,但論外貌諸葛亮年輕英俊,而自己的女兒長得太醜,實在配不上他。但是他從平時與諸葛亮的接觸中,知道他是一個重才不重貌的人,所以就決定試探一下諸葛亮的意思。他見到諸葛亮時,開門見山地向他說:你也到該成親的時候了,我有個女兒長得雖不好看,但才學倒可以與你相配,不知你願意不願意?諸葛亮因為對他女兒的才學早有所瞭解,一聽喜出望外,馬上答應了這門親事。這件事傳開後,人們議論紛紛,認為諸葛亮這樣儀表非凡的才子,找了那麼一個有名的醜女,太不可理解了。有人還編了兩句歌謠諷刺說:「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指黃承彥)醜女。」豈知阿醜不但有才學,而且很賢惠,對以後諸葛亮一生的事業,她都起了好作用。
龐德公的侄兒龐統這時曾游江東。他在割據江東的孫權的助手魯肅處,見到了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回荊州的時候諸葛瑾托他給諸葛亮捎回一封家書。諸葛亮見信後,才知道哥哥早已離開山東老家,到江東避亂。現在一家人又都聯繫上了,知道了各自的下落,諸葛亮心裡也就踏實了。
在隆中隱居的諸葛亮,讀了很多的書,瞭解到很多我國歷史上興衰成敗的事情,他常常聯繫當時的實際,與周圍的朋友們探討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由於他的見解深刻而又實際,常常得到朋友們的讚賞。他在這時不但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治見解,而且在當地社會上的聲譽也越來越高,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志同道合的集團,這都為他以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準備了條件。
在諸葛亮隱居隆中的十年期間,國內的政治形勢也在急劇地變化著。黃巾起義已經逐漸被各地的軍閥鎮壓下去,但東漢王朝也已名存實亡,它對各地的軍閥已經沒有能力加以控制。中原地區經過長期的混戰,曹操打敗了主要對手袁紹,逐步統一了北方。孫權佔據的江東地區,經過整頓內政和發展生產,統治也日趨穩定。而割據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璋,雖然也都控制了不小的地區,但都沒有什麼政治抱負,內部統治也不夠穩定。而且由於劉備的投靠劉表,更促進了劉表內部的不穩定。
劉備是涿郡涿縣(今河北涿縣)人,自稱是漢景帝的兒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但到劉備出生的時候,家境早已衰敗,幼年時是靠母親織草鞋勉強維持生活的。黃巾起義後,他在地主商人的支持下,同關羽、張飛等人組織起一支武裝,參加鎮壓黃巾起義,但到處受到排擠,始終沒有一個固定的地盤,最後不得不在公元201年到荊州來投靠劉表。劉表對劉備的投靠自己,表面上雖然十分歡迎,但劉表這個人猜忌心很強,怕劉備的到來影響了自己的地位,所以只撥給他一支不大的人馬,要他駐守在荊州北面的新野(今河南新野縣),防守荊州的北大門。
劉備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到了荊州之後,就四處打聽有識之士,想網羅一批有遠見的謀士,作為自己爭奪天下的助手。他聽說司馬徽是當地的名士,就去向他請教。司馬徽向他推薦了兩個人,一個是諸葛亮,另一個是龐統。他認為這兩個人是識時務的俊傑。後來徐庶拜訪劉備時,因為龐統已到江東投靠孫權,所以也向他推薦了諸葛亮的才幹。劉備知道徐庶是諸葛亮的好友,就想請他去把諸葛亮叫來,但徐庶對他說,諸葛亮這個人自恃比古代的管仲、樂毅還高,你親自屈尊去請他,還不一定見你,讓我代你請他,是絕不會來的。
劉備聽了司馬徽、徐庶對諸葛亮的評價,覺得諸葛亮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才,這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良輔。於是決定親自到隆中拜訪諸葛亮。但頭一次和第二次都落空了,正巧諸葛亮不在家。第三次去才見到了諸葛亮,這就是歷史上被人們傳為美談的「三顧茅廬」。
這時劉備已經是四十七歲的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將軍,而諸葛才是一個二十七歲的未經世面的書生。諸葛亮被劉備真心誠意向自己求教的心情所感動,因而認真細緻地向劉備分析了當時天下的形勢,以及劉備所應採取的對策。這就是有名的「隆中對」。
諸葛亮認為,論名望和實力,袁紹都比曹操要大,但卻被曹操擊敗,這說明曹操有智謀。曹操戰勝袁紹後,已基本統一了北方,有百萬人馬,而且還可以借天子的名義發號施令,所以不能和他爭鋒。孫權佔據江東,那裡地勢很險要,又經過他父兄的經營,民心歸附,政治穩定,只能跟他聯合,也不能動搖他了。所以總的戰略上,應採取聯合孫權,抗擊曹操的方針。
諸葛亮認為,荊州是個用武的地方,但劉表無能,守不住這塊地方,這就給劉備佔據荊州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益州地勢很險要,土地也肥沃,但劉璋昏庸無能,治理不好。如果劉備借自己是皇室後裔的名望,據有荊州和益州之後,對內修明政治,安撫好後方的少數民族,然後就可以圖大業了。
諸葛亮認為,劉備在荊州和益州的實力穩定後,就可以與孫權結成聯盟,等待時機進攻曹操。時機一到,就可分兵兩路,一路軍隊由荊州出發,進攻洛陽;另一路主力軍由益州出發,經秦川去攻取長安。這樣,劉備復興漢室的願望也就可能實現了。
諸葛亮對劉備的這一番形勢分析,是非常深刻和有遠見的,後來的形勢發展,大體都與諸葛亮的上述估計相吻合,這說明他雖然身居隆中,卻時刻在關心著國家政治形勢的發展,並隨時準備參加治理國家大事,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劉備對他的這一分析,當然是佩服之至,因而對諸葛亮非常敬佩,覺得這正是自己一直在找的理想的助手。劉備請諸葛亮出山,幫助自己去實現這一政治理想,諸葛亮見劉備待人誠懇,很尊重自己的意見,因而就接受了他的邀請,與劉備一起下山到了新野。
諸葛亮到了劉備的軍中,發現他只有幾千士兵,這麼點人馬如何能抵擋住曹操的進攻呢?當務之急是擴充軍隊。諸葛亮瞭解到,荊州當時有不少沒有戶籍的「游戶」,他們沒有控制在國家手中,而成為地主豪強的依附人口。諸葛亮建議下令讓這些「游戶」限期申報戶籍,從中抽一批兵員,結果劉備的軍隊很快就擴大到數萬人。
火燒赤壁 聯吳抗曹
劉表有兩個兒子劉琦和劉琮,劉表喜歡劉琮,劉琦被排擠在外,任江夏(今湖北雲夢)太守。劉表不久死去,權歸劉琮掌握。這時曹操帶大兵南下進攻荊州,劉琮害怕曹操的威力,沒有通知劉備,就派人向曹操表示投降。當劉備很知投降的消息後,已來不及組織抵抗,只得倉猝向江陵(今湖北江陵)撤退。荊州的一些不願投降的百姓,也跟著劉備的軍隊撤退,由於人多,再加上幾千輛輜重,所以行動很緩慢。到了當陽(今湖北荊門),才決定撥出一支人馬,由關羽帶領,乘船到江陵會合。
當曹操知道劉備在向江陵撤退的時候,因為那裡屯積有不少軍械糧草,且又是軍事要地,劉備佔領了對曹操很不利,他就親自帶領五千精兵,日夜兼程追趕劉備。曹操的騎兵在長阪(今湖北當陽縣東北)沖散了劉備撤退的軍隊,劉備和諸葛亮帶著幾十名部下逃走。這時去江陵的路已被曹操切斷,只得改道漢津(漢水渡口),和趕來接應的關羽水軍會合。這時劉琦也帶了一萬多人從江夏趕來接應,就合兵一處,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漢)。
佔據江東的孫權,聽說劉表病死,就派自己的主要謀士魯肅,去荊州借弔喪為名,以探聽虛實,並遊說劉備共同抗曹。但是他到了南郡,就聽說劉琮已降曹,因而改奔當陽,與劉備、諸葛亮相見。他問劉備下一步的打算,劉備回答說,準備投靠蒼梧(今廣西梧州)太守吳巨。魯肅建議劉備不要去投吳巨,而應與孫權結為聯盟以抗曹。魯肅的建議與諸葛亮在隆中的估計不謀而合,劉備本來也不想去蒼梧,聽了魯肅的話當然很高興。
魯肅和諸葛亮的政治見解相同,而且諸葛亮又聽說魯肅是他哥哥諸葛瑾的好朋友,所以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魯肅跟著劉備到了夏口後,因為這裡在長江北岸,受曹操軍隊的威脅大,且與孫權的聯繫也不方便,劉備就接受魯肅的建議,改駐江南鄂縣之樊口(今湖北鄂城縣)。諸葛亮認為形勢很危急。向劉備建議馬上讓他跟著魯肅去見孫權,商討聯軍抗曹的事。劉備同意了。
諸葛亮和魯肅一同到了柴桑(今江西九江)會見孫權。諸葛亮知道孫權還沒有最後下定與曹操決一死戰的決心,就對孫權採取了激將法。他對孫權說:現在曹操已經統一了北方,如果你敢以江東的力量對抗他,就應果斷地與他絕交,而不應該表面上歸順,而內心又猶豫不決;如果覺得無力抵抗曹操,就應該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你至今還猶豫不決,大禍就要臨頭了。孫權反問諸葛亮,那劉備現在危在旦夕,為什麼不早投降曹操呢?諸葛亮說,劉備是皇室後代,蓋世的英才,怎麼肯低聲下氣地去投降曹操!他已下定抗曹的決心,絕不會去投降曹操。諸葛亮的話激怒了孫權,他表示決不以東吳的十萬將士受制於曹操,願意與劉備結盟,共同抗擊曹操。
但是,孫權很耽心劉備剛打了敗仗,是否還有抵抗曹操的力量。諸葛亮向他解釋說,劉備雖然在長阪被打敗,但失散收集回來的士兵,加上關羽的水軍在一起,還有一萬多人,劉琦手下的軍隊也有一萬多人。曹操的軍隊人數雖多,但遠道而來,且北方人不習慣水戰。荊州劉琮的軍隊雖然投降,但不會真心幫助曹操打仗。如果孫權能派一個得力大將,統兵數萬,和劉備的軍隊同心協力作戰,一定能夠戰勝曹操,到時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
孫權在諸葛亮的說服下,雖然加強了反曹的決心,但他的內部意見卻不一致。以威望很高的老臣張昭為代表,認為曹操的力量這麼強大,再加上劉琮降曹的一千艘戰艦,長江天險已難守住,只有投降是一條出路。而以周瑜、魯肅為代表,認為曹操後方不穩,北方的戰士也不習水戰,而天氣嚴寒,馬無草料,曹操的軍隊不服水土,戰鬥力不會強。他們提出以幾萬精兵就可以破曹。經過一場辯論以後,堅定了孫權抗曹的決心,他拔刀砍去案幾的一角說,我和曹操勢不兩立,誰要再提投降,就和這砍去的案角一樣處理。
孫權任命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魯肅為參軍校尉,發精兵二萬,與諸葛亮一道去樊口,和劉備的軍隊會師,準備迎擊曹操。這時曹操的先頭部隊已到了赤壁(今湖北嘉魚縣東北),因為軍中發生疫病,所以與孫、劉的聯軍接觸後,就敗退到長江北岸的烏林,與主力軍相會合。這時形成雙方的軍隊在赤壁一帶隔江對峙的局面。
曹操的軍隊不習慣水戰,他們受不了船上的風浪顛簸,所以就用鐵索把戰艦的頭尾連接起來,這樣就平穩的多了。周瑜的部將黃蓋,發現曹操的水軍用鐵索都連在一起,完全失去了戰艦的機動性,他就根據這個弱點,建議用火燒戰船的方法,消滅曹操的水軍。周瑜、諸葛亮與黃蓋密謀,由黃蓋向曹操詐降,互相暗中約定了投降的時間和信號,由黃蓋帶著十艘內部裝滿了乾柴、油液和硫磺的船,外用布幔遮蓋,插上旗號,船後拴上輕便的小船,以備大船起火後人員的轉移。船過江心後,就扯起風帆,藉著東南風,直向曹操的水軍處進發。曹操的將士看見這些船,都認為是投降的船來了,擠在船頭看熱鬧,一點兒也沒有防備。當船隊駛離曹軍還有二里的時候,十艘大船突然起火,火烈風猛,直向曹操的水軍衝去。曹操的戰船被燃起火,而船又都連在一起,一時拆不開,結果一會兒就烈焰騰空,曹操的水軍都陷入火海之中,火勢很快又蔓延到陸地上的軍營。這時早已準備好的孫權和劉備的聯軍,趁火勢急攻曹軍,結果曹操的二十萬大軍一片混亂,不戰自潰,燒死淹死的不計其數。曹操自己也只帶領了少數人馬,在孫、劉大軍的追擊下,從陸路經華容道(今湖北監利縣東北)逃向江陵。曹操損失慘重,無力再戰,只得留下部將曹仁據守江陵、襄陽,自己率領殘兵敗將退回了北方。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以弱勝強的赤壁之戰。
赤壁之戰奠定了以後三國鼎立的基礎。它是諸葛亮聯合孫權抗擊曹操戰略方針的勝利。曹操回到北方以後,積極經營北方,使北方進一步得到了統一。孫權在江東的政權更鞏固了。劉備則在荊州站住了腳根。諸葛亮在劉備初敗之後,力促孫、劉聯盟的實現,並使劉備轉危為安,建立了一塊發展自己勢力的基地,這充分反映了他的傑出的政治和軍事才幹。
出謀劃策 開創基業
赤壁之戰後,劉備在諸葛亮的協助下,乘勝積極擴張自己的勢力。劉備帶兵佔領了荊州南部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治理長沙、桂陽、零陵三郡,以三郡的人力和物力,擴充了劉備的兵力,充實了他的軍餉。這時周瑜也擊敗了曹操的部將曹仁,佔據了江陵。
為了加強孫權和劉備的聯盟,在魯肅的建議下,孫權還把自己已佔據的江北的南郡,轉借給劉備,這就是所謂的「借荊州」。同時,孫權還把他的妹妹嫁給劉備,雙方結為親家。
劉備在荊州鞏固了自己的地盤後,就準備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的策略,進佔益州。而恰巧在這個時候,佔據益州的劉璋派人來請劉備。因為這時曹操削平了割據西北的軍閥馬超和韓遂,佔領了關中地區,還準備進攻益州北方的漢中,劉璋受到曹操的威脅,非常害怕。這時劉璋的內部矛盾重重,他的兩個部下張松和法正,早已暗中和劉備勾結,準備在劉備進攻益州時作內應。他們見劉璋在曹操勢力的威脅下惶恐無主見,就乘機勸劉璋說,劉備和你是同族,而和曹操是仇敵,如果請劉備來益州,協助你先曹操而佔領了漢中,曹操也就不敢進攻益州了。劉璋受騙,同意了這個辦法,他派法正去請劉備,劉備聽了正中其懷。就命諸葛亮鎮守荊州,自己親自率兵數萬,到了益州。
劉備到了益州後,受到劉璋的歡迎,給他的軍隊補充了很多物資,讓他去攻打漢中。但是劉備的軍隊行到葭萌(今四川昭化縣)就停止不前,在當地作起爭取人心的工作來了。這時張松為劉備作內應的事也被人揭發,劉璋下令殺了張松。劉備乘機佔領了涪城(今四川綿陽縣),並派人通知諸葛亮,要他火速領兵西上,與劉備合兵取益州。諸葛亮讓關羽留守荊州,自己領兵沿江西上,佔領了巴東(今四川奉節縣)。到劉備攻下雒城(今四川廣漢縣),進圍成都時,諸葛亮率領的軍隊也已到達成都附近,與劉備的軍隊會師了。在劉備和諸葛亮合圍成都的情況下,劉璋無力抵抗,只好投降。劉備順利地佔領了益州。
在劉璋統治益州期間,法制廢弛,官吏腐敗,外來人與當地人的矛盾很尖銳,所以政局長期不穩定。劉備佔領益州後,就任命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全面整頓益州的政務。諸葛亮頒布了一些法令和條例,也就是所謂的「蜀科」,嚴格地加以執行,對那些橫行不法的人,不管他是什麼地位的人,也不管是「土籍」還是「客籍」,都嚴肅認真地以法制裁,這樣益州的社會秩序很快就得到好轉。對於任用官吏,也不分親疏,都量才加以重用。對於原來劉璋手下的官員,如益州太守董和,他為官正直清廉,劉備派他為掌軍中郎將,讓他和諸葛亮一起管理將軍府事務。劉璋的廣漢長黃權,曾勸劉璋不要請劉備入蜀,後來又堅決抵抗過劉備的軍隊,但劉備也沒有忌恨他,仍封其為偏將軍。對劉璋排擠打擊的人,也一一加以錄用。這樣也就穩定了統治階級內部,團結了劉璋的部下,使劉備在益州的統治穩定下來。
佔據益州,奪取漢中,然後再進攻長安,這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主要戰略思想。現在既已佔據丁益州,下一步就是如何奪取漢中了。
漢中地處四川北部和陝西的交界處,四周環山,中間土地肥沃,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曹操佔據了漢中,益州的北方就無險可守,劉備就會處於挨打的地位;劉備佔據了漢中,不但在益州北方建立起一道防衛的屏障,而且可以成為北上進軍的跳板和前沿陣地。但當劉備佔據了益州之後,漢中已被曹操佔領,他派原來駐守長安的大將夏侯淵來鎮守漢中。
當劉備在益州的統治穩定下來後,就決定於公元217年親率大軍攻取漢中。他讓諸葛亮留在成都,負責後方的糧草供應。劉備的軍隊在陽平關,與夏侯淵的軍隊相持不下。劉備要諸葛亮派增援的軍隊,諸葛亮因益州所留兵力不多,怕都增援了後方出事。他徵求部下楊洪的意見,楊洪說: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如果佔領不了漢中,益州也保不住,應該發兵打贏漢中這場戰爭。諸葛亮接受楊洪的意見,立即發兵增援陽平關,在定軍山一戰,夏侯淵大敗,曹操被迫撤出了漢中。後來曹操曾親自率兵想再次收回漢中,但沒有成功,因而曹操的防線不得不收縮到長安。而漢中卻成了劉備後來進軍北上的前線陣地。
劉備佔領漢中以後,勢力發展到高峰。這時他手下的文臣武將一百二十人,聯名擁立劉備為漢中王。劉備當漢中王的儀式是在沔陽(今陝西勉縣)舉行的。他當了漢中王以後,就立劉禪為王太子,由軍師將軍諸葛亮總理軍國大事,實際上就是丞相的權位。
託孤重任 殫精竭慮
劉備佔領益州後,孫權就派諸葛瑾去見劉備,要求歸還劉備借去的荊州,劉備藉口說還準備攻取涼州,當然不願歸還。孫權對劉備不歸還荊州不滿,就派官吏去接管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被劉備的守將關羽趕走。孫權大怒,就派大將呂蒙帶兵二萬,要用武力去佔領三郡,雙方的關係很緊張,眼看孫、劉聯盟就要破裂。正在這個時候,劉備聽說曹操進攻漢中,就主動對孫權讓步求和,雙方以湘水為界,平分了荊州。
當劉備穩定漢中的形勢後,曾於公元219年令關羽在東線進攻曹操佔領的襄陽和樊城。時值秋季大雨,關羽用水淹曹軍,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曹操迫於關羽的威脅,甚至想撤出許昌,以避關羽的兵鋒。這時曹操利用孫權和劉備之間的矛盾,派人遊說孫權,乘關羽後方空虛的機會,去奪回荊州。孫權上當,派呂蒙輕取江陵、南郡等地,關羽聽到消息,只好撤去對襄陽的包圍,回兵救援後方,作戰不利,在麥城(今湖北當陽縣)被孫權所殺。荊州被孫權從劉備手中全部奪回。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曹丕廢漢獻帝,改國號為魏,自稱魏文帝。劉備聽說漢獻帝被廢,自己作為皇室的後裔,理應繼承漢朝的正統,也就在第二年稱帝,國號仍為漢,史稱蜀漢。他當皇帝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替關羽報仇,奪回荊州。
劉備親率大軍東征孫權,破壞了諸葛亮一心建立的聯盟。劉備當了皇帝後,已任命諸葛亮為丞相,但史書上沒有留下諸葛亮對劉備這次出兵的態度,從後來諸葛亮的態度看,他是不同意的。但劉備這時對什麼人的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去,一心想復仇,所以孫權派人向他求和,也一概加以拒絕。
劉備出兵初期,收復了荊州的一部分土地,一直打到狨亭(今湖北宜昌),與陸遜率領的五萬東吳將士對陣。陸遜見劉備的軍隊士氣旺盛,急於求戰,就採取以逸待勞,堅守不戰的方針。這樣雙方對峙了七、八個月之後,劉備軍隊的供應困難,士氣低落,陸遜這時根據劉備兵力分散的弱點,突然發動火攻,燒了蜀軍連營四十座,蜀軍大敗,劉備率少數人突圍,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在成都的諸葛亮聽到劉備慘敗的消息,嘆息說:如果法正還活著,一定能夠阻止這次東征。就是東征,也不會遭到這樣的慘敗。這說明諸葛亮在東征前,對劉備的東征曾持有保留的態度。
東吳在打劉備前,為了取得曹魏的支持,曾上表稱臣。孫權打敗劉備後,曹魏為了給孫權施加壓力,要孫權把兒子送到洛陽當人質。孫權不同意,曹丕就率軍南下,準備攻打孫權。這時孫權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就主動派人到白帝城,與劉備講和。這時的劉備已經沒有力量再打,只得接受了孫權的議和建議。
劉備退到白帝城後,心情鬱悶,一病不起。他覺得自己的病已經難於見好,就派人把諸葛亮召到白帝城,向他託付後事。他在病榻前對諸葛亮說:你的才能比曹丕高出十倍,一定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我的兒子劉禪,你如果認為可以輔助,就輔助他;如果不值得輔助,就廢掉他。諸葛亮聽了劉備的話,很感動,他流著眼淚向劉備保證說:請你放心,我一定竭盡全力,輔助太子到死。
劉備在死前,還給太子劉禪留下一封遺書,他在遺書中回顧說:人活到五十歲就不算短命,我現在已經活到六十多歲,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惋惜。只是心裡放不下你們幾個兄弟。你們一定要努力,不可懈怠。凡作一件事,決不可因為小惡而去作,更不要因為小善而不去作。惟有事事賢德,才能使人心服。我沒有什麼值得你們傚法的,你們要多讀書,可以從中得到啟發。你們和丞相諸葛亮相處,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尊重他。
不久劉備就死在白帝城。諸葛亮把劉備的靈柩護送回成都後,就輔佐十七歲的劉禪接皇帝位。劉禪封諸葛亮為武鄉侯,丞相兼益州牧,從此諸葛亮就擔負起了輔佐劉禪治蜀的重任。
在諸葛亮受託輔政的時候,蜀漢正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境地。在,劉備東征失敗以後,不但軍事力量大大削弱了,而且內部的政局也很不穩定,一些地方豪強,乘機叛亂投敵。曹魏和孫吳,都想乘機消滅蜀漢。所以諸葛亮當時的擔子是很重的。
諸葛亮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改善已經受到嚴重破壞的孫、劉聯盟。他深知如果孫權被曹丕壓服,投靠了曹魏,將對蜀漢構成生死的威脅。所以他在辦完劉備的喪事,奉劉禪即位以後,馬上派尚書鄧芝為中郎將出使東吳,開展了重建孫、劉聯盟的外交活動。鄧芝到了東吳後,孫權怕與蜀漢往來密切,得罪了曹丕,所以沒有敢接見他。鄧芝很瞭解孫權當時的心情,就上書給孫權說:我這次來,不僅是為蜀,也是為了吳。孫權一聽說他來也是為了吳,就想聽一聽他對吳有什麼建議。鄧芝一見孫權,就對他說,你要臣服於魏,不是讓你去入朝伴駕,就是讓你去送太子當人質,如果不依從,就會以討叛臣的名義南征,你是難以頂住的。而如果蜀吳恢復結盟,進可以兼併天下,退可以三足鼎立,為什麼我們不結盟抗魏,而你要去臣服於魏呢!孫權聽了鄧芝的話,覺著說得有理,就斷絕了和魏的關係,恢復了吳蜀聯盟。從此雙方派的使臣往來不斷,加強了彼此的瞭解和聯繫,諸葛亮也就減輕了東顧之憂,而一心整頓內政了。
劉備死後,諸葛亮在派鄧芝去東吳重修盟好的同時,提出了「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政策。因為吳蜀結盟之後,魏就開始對吳用兵,吳魏的相爭,就給蜀造成了一個短時間的機會,可以休養生息,發展生產,以恢復國力。諸葛亮充分地利用了這一時機,整修水利,獎勵農耕,減輕農民負擔,因而使農業生產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南中平叛 七擒七縱
蜀漢的南方,在今四川南部和雲南、貴州一帶,居住著一些當時稱為「西南夷」的少數民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就曾提出「南撫夷越」以鞏固後方的方針。劉備佔領益州後,諸葛亮就選派了一個很懂得處理民族關係的將領鄧芳,作廉降都督,負責治理南中地區,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劉備死的時候,鄧芳也已去世。這時益州(今雲南晉寧縣)漢族地主豪強雍閭發動叛亂,得到了孫權的支持,封他為永昌太守。同時,越嵩(今四川涼山、帶)少數民族貴族高定元,胖舸(今貴州貴陽一帶)太守朱褒,也響應雍閭,起兵反蜀。當時南中地區一共四個郡,除了永昌外,其它三郡都發生了叛亂。
諸葛亮在劉備剛死,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想用「撫而不討」的辦法解決南中叛亂。他讓自己的助手李嚴給雍閭寫了一封信,指明利害,勸他停止叛亂活動,被雍閭拒絕了。這時的諸葛亮,急於恢復吳蜀聯盟,整頓內政,所以對南中的叛亂,暫時採、取了等待的態度。
蜀漢建興三年(225年)三月,當蜀漢內部穩定下來後,諸葛亮決定親自率軍南征。在離開成都的時候,參軍馬謖送了幾十里,臨別時馬謖向諸葛亮建議說:南中地勢險要,離成都較遠,即使用武力將他們征服,以後還是會有反覆。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次一定要征服南人的心,南中才可長治久安。馬謖的這番話,很合諸葛亮的心意,他在南征中就注意了攻心之戰。
諸葛亮進軍南中,兵分三路。西路軍由諸葛亮親自率領,攻打越嵩的高定元;東路軍由馬忠率領,攻打胖舸群;中路軍由駐守平夷(今四川畢節)的來降都督李恢率領,直接攻打益州。諸葛亮想用東西兩路先平定益州的兩翼,孤立益州後,再集中力量平定益州的叛亂,當時的中路軍只起一個牽制的作用。諸葛亮率領的西路軍進入越嵩後,高定元在沿線築了很多堡壘防守,諸葛亮沒有忙於進攻,而是在大軍壓境下,讓高定元集中主力決戰,一舉全殲了這支叛亂力量,高定元被殺。與此同時,馬忠率領的東路軍,也擊敗了朱褒,順利佔領了胖舸郡。然後這三路大軍會合,集中圍攻叛亂中心益州。
諸葛亮的軍隊到了益州時,叛軍內部發生了內訌,雍閭被高定元的部下所殺。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孟獲,收集雍閭的餘部,繼續與蜀軍對抗。孟獲勇敢善戰,在當地少數民族中很有威望。諸葛亮想到馬謖臨別時的勸告,就想降服孟獲,以後再通過孟獲來治理當地的少數民族。於是他下命令,不要傷害孟獲,要活捉過來,對他作工作,讓他心服。
孟獲雖然作戰勇敢,但缺少謀略,所以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後,孟獲兵敗被捉。諸葛亮讓軍隊擺開陣勢後,親自陪著孟獲到軍前觀看陣勢,想使孟獲懾服在自己的軍威之下。諸葛亮問孟獲:你看,這樣威嚴的軍隊你能打贏嗎?孟獲很不服氣,他傲慢地說:過去我不清楚你們軍隊的虛實,所以戰敗被俘。現在看了你的軍陣,也不過如此。我如果有機會再與你打仗,一定能夠打敗你。諸葛亮聽了他的回答,就爽快地放他回去,讓他整軍再戰。孟獲回去,果然重整隊伍,再與蜀軍交戰,又兵敗被捉。諸葛亮見他心裡還不服氣,就又放他回去,收集殘部再戰,結果又戰敗被捉。這樣一捉一放,前後共有七次。到孟獲第七次被捉時,諸葛亮又要釋放他,這時孟獲不願走了,他心悅誠服地說:我完全服你了,今後南人再也不反叛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擒孟獲」。
諸葛亮平定了南中的叛亂後,為了便於控制,就把原來的四郡改為建寧、雲南、興古、永昌、越嵩、胖舸六郡,安排一些熟悉當地情況的官員為郡守。對原來少數民族的部落組織,也保留下來,讓原來的酋長進行統治。對一些在當地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上層分子,都安排了較高的官職,以穩定少數民族的關係。如盂獲就官至御史中丞(中央的監察官),孟琰被封為輔漢將軍。這樣的安排,對拉攏少數民族上層,穩定南中的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
諸葛亮還把漢族地區的一些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南中地區加以推廣,以發展當地的生產。同時,他也從那裡徵收大量的物資,如當地的特產金、銀、丹漆以及耕牛和戰馬等,源源不斷地外運出來,充實蜀漢政權的財政及軍事方面的需要。
南中的士兵,作戰勇敢,善於爬山越嶺,諸葛亮抽其精銳,和他們的家屬一萬多戶,遷到蜀中,編為五部,號稱「飛軍」,成了蜀漢軍隊中一支特別部隊。對於少數民族中一些不適於當兵作戰的人,則讓他們給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地主當部曲,不但增加了勞動力,還易於加以控制。
諸葛亮對南中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採取的是拉攏安撫的政策,這對於協調當地的民族關係,爭取少數民族對蜀漢政權的支持,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所以諸葛亮在世,南中地區一直比較穩定,這也顯示了諸葛亮的政治才能和遠見。
北伐中原 壯志未酬
平定南中以後,諸葛亮就解除了蜀漢的後顧之憂,所以就集中力量,練兵講武,準備北伐曹魏。消滅曹魏,然後統一天下,這是諸葛亮一生的主要奮鬥目標,現在他終於可以開始施行了。
蜀漢建興四年(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年僅二十二歲的曹睿即位,是為魏明帝。這時諸葛亮認為魏國幼主當政,內部不穩,正是北伐的大好機會。當時蜀漢攻魏的路線只有一條,就是出秦川,向長安進軍。但是軍隊要出四川,需經過一段崎嶇的山路,運送物資很困難。所以要北伐,首先必須把兵員和物資運到漢中集中,然後再從漢中伺機進軍。
諸葛亮要帶兵離開成都到漢中去,對成都的政治很不放心。這時後主劉禪雖然已經二十歲了,但他庸碌無能,不能獨立處理政事。因此諸葛亮在離開成都前,對政府的人員作了佈置和安排。然後他又給劉禪上了一個奏章,向他交待了應該作什麼,不應該作什麼。他在奏章中首先分析了當時天下的形勢,說明蜀漢能達到現在的地位,都是大臣和將士拚死奮鬥的結果,來之不易。他勸告劉禪要勵精圖治,繼續發揚大家的銳氣,切不可妄自菲薄,阻塞忠勇之路。諸葛亮的這份奏章,就是有名的《出師表》。它表現了對漢室的忠忱,對事業的殫精竭慮,對劉禪的苦口婆心,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政治宣言。
諸葛亮將成都的事情安排好之後,就率領步騎二十萬前往漢中,隨行的有老將趙雲、魏延、吳懿等,還有年輕的參軍馬謖。到了漢中後,諸葛亮和大將們研究進兵的路線,魏延建議:魏軍長安的主帥夏侯楸,是曹操的女婿,此人膽小無謀。如果讓我領兵五千,從褒中(今陝西褒城)出發,沿秦嶺往東,經子午谷(今陝西漢陽)向北,用不了十天功夫就可以進到長安,夏侯楸一定會棄城逃走。這時諸葛亮率主力由斜谷(今陝西眉縣)會師長安。等到曹魏從東邊調集兵馬來反攻時,蜀漢的軍隊已經收服了咸陽以西的地區,佔據了主動。諸葛亮用兵一向十分謹慎,他認為魏延的計畫太冒險了,不如穩紮穩打把握大。他決定出祁山(在今甘肅西河縣),先取隴右(今隴西高原),再向關中,這樣的進軍不會冒太大的風險。諸葛亮用分兵兩路聲東擊西的戰術,一路派趙雲、鄧芝為疑軍,進駐箕谷(今陝西褒城北),揚言要從斜谷攻打酈城(今陝西眉縣);而另一路則由諸葛亮率領主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很快隴西的天水(今甘肅甘谷)、南安(今甘肅隴西)、安定(今甘肅鎮原)三郡,都叛魏歸蜀,天水將領姜維向諸葛亮投降。
諸葛亮在隴西的勝利,震動了魏國朝野。魏明帝一方面派曹真督軍馳援酈城,抵禦斜谷一線進攻的蜀軍,另一方面派大將張邰率軍五萬西上,抵擋諸葛亮的主力。他自己親到長安坐鎮,以穩定軍心。
諸葛亮聽到張邰率大軍西來,他觀察地形以後,決定派一支先遣部隊去守住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肅秦安縣),以牽制張邰的進軍。當時在諸葛亮身邊的還有大將魏延、吳懿等,但由於諸葛亮平時對馬謖的兵法很重視,沒有派遣這些老將,反而派並無實戰經驗的馬謖去鎮守街亭,而由另一個將軍王平為副將。馬謖到了街亭,張邰率領的魏軍也已到了街亭。馬謖見街亭旁邊有座小山,認為把營寨紮在山上,就佔據了高地,可以控制街亭。王平認為,山上無水源,如果魏軍切斷山下的水源,蜀軍就會不攻而自亂。馬謖忘了諸葛亮臨行的囑咐,也聽不進王平的勸告,把軍隊駐紮在山上;王平只得請求帶一千人馬駐守山下,以便接應。張邰見馬謖的軍隊駐在山上,馬上切斷了水源圍攻,馬謖的軍隊因為缺水喝,不攻而自亂,王平見山上的軍隊已亂,就拚命擊鼓,裝出要進攻的樣子,徐徐收集馬謖潰散的士兵,慢慢地撤出了戰鬥。張邰怕王平後面有伏兵,也沒有敢追趕。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事件。
由於街亭的失守,打亂了諸葛亮的整個戰鬥部署。這時趙雲、鄧芝率領的另一支人馬,也被魏軍打敗。諸葛亮在進無所據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放棄已經到手的隴西三郡,收兵回到了漢中。諸葛亮在總結這一次戰鬥經驗和教訓的時候,認為馬謖不聽勸告,違背戰鬥部署的原則,是造成失敗的主要原因。本來他任命馬謖鎮守街亭時,一些老將就有不同的看法,現在馬謖違犯軍令,造成全軍的撤退,不嚴辦馬謖,難於使大家心服。諸葛亮和馬謖的哥哥馬良是好友,對馬謖也很有感情,但他不得不處以公心,揮淚斬了馬謖。諸葛亮認為自己錯用馬謖也有責任,因而上書向後主請求,也給了自己一個降三級的處分。
諸葛亮並不甘心這次北伐的失敗,他在積極地準備新的北伐。蜀漢建興六年(228年)冬天,當東吳大將陸遜在石亭(今安徽桐城)大敗魏將曹休,魏軍主力東下增援,關中地區空虛的時候,諸葛亮認為再次北伐的機會到來。但是當時有的大臣認為,前次北伐,無功而還,是否有必要再次北伐,對北伐能否取得勝利表示懷疑。諸葛亮為了堅定北伐的信心,又給後主上了一個奏章,說明如果不伐魏,在魏強蜀弱的情況下,是無法維持偏安局面的。只有用主動進攻的方法,才有可能改變蜀漢不利的處境。這個奏章被稱為《後出師表》。諸葛亮這次北伐,率數萬兵力出散關(今陝西寶雞市),圍攻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當時魏國守陳倉的軍隊只有一千多,但陳倉的地形險要,利守不利攻,所以魏軍在其將領郝昭的率領下,堅守了二十多天也沒有被諸葛亮攻下。這時諸葛亮因為魏軍援兵就要到來,蜀軍的糧食也供應不上,就主動撤兵回到漢中。
第二年春天,諸葛亮派部將陳式率兵攻取武都(今甘肅成縣)、陰平(今甘肅文縣)兩郡,魏的雍州刺史郭淮從隴西進兵反擊陳式,諸葛亮率主力突然進至建威(今甘肅成縣),郭淮被迫退兵。諸葛亮派兵據守武都、陰平二郡,並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了安撫,然後率主力又退回漢中。
這兩次的北伐,都局部地取得了一些勝利。後主認為諸葛亮立了功,就下詔恢復了諸葛亮原來的職務。
建興九年(231年)春天,諸葛亮在進行了兩年的準備工作,並使用了「木牛」作為運送軍糧的工具,還聯繫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族的首領軻比能率眾至北地(今陝西耀縣)響應,再一次出兵北伐,包圍了祁山。這時魏明帝把大將司馬懿從荊州調回,要他率大軍去抵抗諸葛亮的進攻。司馬懿很有軍事才幹,他知道諸葛亮遠道而來,所帶軍糧有限,因而求戰心切,就採取了堅壁固守;以逸待勞,不與蜀軍主力決戰的戰術,想拖垮諸葛亮。諸葛亮雖然百般刺激司馬懿的主力出動決戰,但司馬懿一直堅守不戰。所以雙方相持了一個多月,諸葛亮在一些局部的戰鬥中雖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一直未能消滅魏軍的主力。這時由於諸葛亮後方的運糧工作出了問題,不得不被迫退兵,而且在退卻中誘殺了魏的名將張邰,但從整個戰役來說,這次北伐仍未取得什麼大的進展。
諸葛亮退回漢中後,查問負責運糧的李平,為什麼不能按時把糧運到前線,結果發現是李平在裡邊搗了鬼,諸葛亮很氣憤。他查明瞭李平的過失,奏明瞭後主,削了他的官爵封號,把他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從這一件事情中,諸葛亮進一步認識到北伐中軍糧供應的重要。為此,他又設計了一種四輪運糧小車叫「流馬」,組織軍隊把軍糧先運到接近前線的斜谷(今陝西眉縣),派兵嚴加保護;同時,還在渭水前線分兵屯田,以就地解決糧食問題。公元234年,諸葛亮在軍糧問題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後,與孫權約定,同時進兵伐魏。這一次北伐,諸葛亮集中了十萬大軍,出斜谷口,到郡縣,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陝西岐山縣)紮營,與司馬懿率領的魏軍相對峙。這次司馬懿仍然採取堅壁拒守,不輕易出戰,等到蜀軍的糧食供應中斷後,再發兵追擊的方針。
諸葛亮與司馬懿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諸葛亮想盡辦法挑動司馬懿出戰,司馬懿的部將也一再要求出戰,司馬懿就是堅守不戰。這時孫權北伐的軍隊因為出戰不利,已經撤兵。諸葛亮恐怕魏的增援部隊到來,增加與司馬懿決戰的困難,終日思慮重重,積勞成疾,一病不起。他感到自己這場病凶多吉少,所以在給後主上奏章報告病情的同時,附了一件密奏,告訴後主說:我如有不幸,後事可託付蔣琬。後主得知諸葛亮病重的報告,馬上派尚書僕射李福趕到五丈原探問病情,並向諸葛亮問了好多軍國大事。李福走後,諸葛亮的病情更加重了,但過了幾天,李福又從半路上返回,諸葛亮見到李福,對他說: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我之後蔣琬可接替我的工作。李福又問:蔣琬之後,誰可接替呢?諸葛亮回答說:費韋可替。李福再問下去,諸葛亮就合上眼睛,不願再回答了。李福走後不幾天,諸葛亮就病死在五丈原的軍中,時年五十四歲。
諸葛亮在病重的時候,就把軍中的大事託付給了大將姜維和楊儀,並告以他死後退軍的密計。諸葛亮死後,姜維和楊儀按照他的遺囑,密不發喪,有組織地整軍而退。司馬懿得知蜀軍退卻的消息,親自領兵來追,楊儀領軍作出了反擊的行動,司馬懿怕中計,沒有敢再追,所以蜀軍從容撤退到斜谷,然後才下令發喪。司馬懿回到五丈原蜀兵原來的營地觀察後讚歎說: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呀!
鞠躬盡瘁 流芳青史
諸葛亮二十七歲時被劉備從隆中請出,到五十四歲時去世,他的後半生一直是兢兢業業,在風雲變幻的歷史舞台上,輔助劉備和他的兒子劉禪,苦心經營蜀漢政權。他平生的志願,是由蜀漢來統一全國,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他沒有能實現自己的志願,就病死在戰場上。根據他的遺囑,把他的遺體安葬在定軍山(今陝西勉縣南)。定軍山地處蜀魏交界處,劉備和黃忠曾在這裡打敗魏軍,殺了魏國名將夏侯淵。諸葛亮選擇這個地方作為墓地,而不歸葬成都,說明他對這個戰場的懷念。諸葛亮在遺囑裡,對他的葬儀要求簡樸,只穿平時的便服,不陪葬任何器物,只依山造一小墳堆即可。他安葬的時候,後主派大臣弔唁,贈給他「忠武侯」的稱號,所以後來稱他「諸葛武侯」。
諸葛亮生前還給後主上過一個奏章,說他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這是佔領益州後,劉備賜給他的一筆錢買的產業,一家人的生活的主要來源。他自己在外任公職,衣食都由公家供給,沒有積蓄任何一點財產。作為長期身居相位的諸葛亮,在生活上能這樣嚴格要求自己,在封建時代是不可多得的。
諸葛亮娶黃氏醜女為妻後,成為家庭內的得力助手,相傳「木牛」、「流馬」就是受黃氏的啟發製造的。但黃氏早年未生子,諸葛亮過繼其兄諸葛瑾之子諸葛喬為繼子。諸葛喬娶了皇家的公主,拜為駙馬都尉,但諸葛亮對他管教甚嚴,外出打仗帶在身邊,常讓他帶頭作艱苦的運輸工作。可惜諸葛喬二十五歲上就夭逝了。諸葛亮晚年得一兒子諸葛瞻,在他死的那一年,諸葛瞻八歲。他在給他的哥哥諸葛瑾的信中說,諸葛瞻雖然聰慧可愛,但怕他不能成重器。後來蜀亡時,諸葛瞻駐守涪城(今四川綿陽),經過英勇搏鬥,死於戰場。他的十多歲的兒子諸葛尚,聽說父親陣亡,也衝入敵陣戰死。這說明諸葛亮的兒孫們還是成器的,所以後世稱諸葛亮祖孫三代是「三世忠貞」。
諸葛亮病死前線的消息傳到成都後,朝野震動。不管是生前、受過他恩惠的,還是受過他批評處分的,都很悲痛,都認為他的死對蜀漢是一大損失。為了懷念他,經過大臣們討論,決定在他的墓地為他立廟,以便祭祀。後來當魏國大將鐘會攻下漢中時,還派人專門上定軍山祭掃了諸葛亮的墓,並下令嚴禁在諸葛亮墓地周圍放馬、砍柴。這說明諸葛亮以其崇高的思想品德,不但得到了蜀國官民的愛戴,也同樣受到了敵對國將士的尊敬。
但是,歷史的發展常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諸葛亮半生苦心經營的蜀漢政權,在他死後雖然仍由他的信任者蔣琬、費棉、姜維的全力支持和經營,但國力日衰。在他去世三十年後,終於被魏所滅亡。諸葛亮的事業在他死後雖然失敗了,但諸葛亮畢竟是一代名相,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封建政治家和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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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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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是禍躲不過丹青手 在 洞見國際事務評論-Insight Post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洞見文化館]
繼昨天的南韓總統新聞整理後,洞見在此分享一篇
出色的人物專訪,邀請讀者一同繼續深入探索南韓。
這篇專訪的主角是曾任韓國文化部部長的韓國導演,李滄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電影導演的個人生命史如何與自己國家的歷史
相互交織─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他的創作,而他的創作又是如何
回應那樣的歷史創傷。此外,我們也可借鏡韓國文化部的政策,反思台灣文創產業的發展。最後關於文中提到的獨裁者朴正熙與之後發生的光州事件,之後我們會以影評專文的方式向各位讀者介紹,敬請期待!
【所謂的轉型正義】
背十字架的人
──專訪韓國導演李滄東
坐在我對面的男人,時而托腮皺眉,時而雙手抱胸,沉吟再三,彷彿正在腦海裡打轉的是什麼量子力學的天文難題。冬天的首爾,氣溫下探零度,陷入長考的男人,彷彿就要石化成羅丹的雕塑「沉思者」。好不容易,雕像開口說話了,吐出反覆琢磨的語句,即使是透過翻譯,我仍然可以感覺到那詩一般的質地。
我們坐在韓國導演李滄東的辦公室裡,牆上掛著他自編自導,獲得坎城影展最佳編劇《生命之詩》的電影海報。劇情是一個老婦學寫詩的故事,也帶出韓國青少年的嚴重霸凌問題。一首詩的完成,可以是樹葉間篩落的光影,也可以是貧窮少女的犧牲獻祭,生命的黯黑與輕盈交織著,是李滄東電影的正字標記。
「仲夏那長久的等待/像父親臉龐的老舊巷弄/羞澀地背對坐著的野菊花/也知道我有多愛你」
影片結束於一首詩,「詩是我寫的,但寫得不好,我沒有寫詩的天份。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寫過詩,很久沒寫了,不過一直有睡前讀詩集的習慣。」今年五十八歲的李滄東,四十三歲才拍了第一部電影《青魚》。此前他是教韓文的高中老師,也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寫小說寫到三十九歲時,發覺自己沒有才能,感覺很絕望,想找另一件不熟的事情重新開始。」四十歲之後才踏入電影圈,至今五部電影的產量不算多,卻囊括坎城、威尼斯等大獎,奠定他在國際影壇中的重要地位。
乍看李滄東會覺得他一臉苦相,即使笑起來也帶點勉強。典型的創作者總是跟自己的作品過不去,進而困於自我懷疑的迴圈。「拍電影的話就不會有絕望感嗎?」「也是有,但寫作只能自己去承擔,拍電影至少是團隊工作,你會分心,不會一個人在那裡苦惱。」一起合作的副導演李宗彥也說,「在拍片現場他總是在苦惱,雖然電影劇本都是他寫的,但開拍以後,他還是常常在現場臨時改劇本。」
「當導演必須要有不得不說的故事,故事是最重要的,是成為導演的第一步。」從寫小說到拍電影,苦惱不曾稍減,但故事仍要繼續說下去。說故事的動力來自於對過往的罪惡感,「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當時我是大四的學生,因為政府下令關閉學校,那天去學校時,不得其門而入,一群人無所事事,便到同學的宿舍玩花鬪﹝韓國的一種賭博遊戲﹞,結果那天大家玩了通宵。那時鎮壓『光州』的消息全被封鎖,幾天後透過一些傳聞才知道,那些人在流血的時候,我們一群人卻在徹夜賭博。」
通宵達旦狂歡的隔一天,發生了韓國歷史上著名的「光州事件」。一九七九年獨裁者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煥趁機發動軍事政變,隔年宣布戒嚴,停止國會運作,嚴禁集會活動。位於韓國南部的光州一向是民主人士的聚集地,五月十八日在當地的抗議活動,被全斗煥派出軍隊血洗鎮壓,造成數千名手無寸鐵的民眾傷亡。
「後來其中一起玩牌的一個朋友,手抄了要求民主的傳單,貼在公共電話亭裡,很快就被軍人抓走,慘遭刑求。當年這些事情,讓我有很大的罪惡感,不只是我,跟我差不多時期的作家、導演,都有類似的心情。」
講起沉重的事情時,李滄東的語氣仍然很輕,很輕,輕到只能捕捉到如游絲的氣音。如果不透過翻譯,不知道內容,會以為他正低聲吟誦一首詩。或許就像他的電影總有舉重若輕的能力,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無論是再怎麼樣殘酷的題材,都能閃現詩意的靈光。
在千禧年之際,當所有人都往前看的時候,李滄東拍了《薄荷糖》,「過去的痛苦都還未解決,怎能一味往前」。影片藉由倒敘的形式,回顧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南韓經濟重創;九○年代的炒股暴富;八○年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最後止於一九八○年的光州事件。
三十年前還在讀大學的一代人,如今已年過半百。以暴力題材見長,同為知名韓國導演的朴贊郁也曾提到:「當那麼多人為了民主流血犧牲,我卻只是一個旁觀者,這種罪惡感一直沒消失,似乎也會跟著我直到死去。」往事並不如煙,旁觀者也自覺地扛起十字架,不讓歷史如煙消散。相較於「六四」在中國是不能說的秘密;「二二八」在台灣成了選舉時政客撕裂族群的利器。「五一八」在韓國民間的努力下獲得平反,一九九六年主事者全斗煥被判死刑,後來在總統金大中的特赦下改判無期徒刑。
一九九八年,韓國將「五一八」定為文化節。而二○○三年李滄東曾在藝文界的推舉下出任文化部長。他笑著說,「我完全不能適應,妻子也很不習慣每天要燙很多的襯衫。聽說台灣將要成立文化部,我以過來人的經驗建議,千萬不要讓侯孝賢去當文化部長。」但他也不諱言文化部的重要,「韓國政府十幾年前就投入大量資源,才有今天的榮景。」
台灣影評人麥若愚曾提到,「李滄東在任期內大力鼓吹電影配額制度,要求戲院全年必須有40%的映期放映本國電影。他當文化部長的那年,本國電影市場佔有率高達五成。全年票房統計,前十名有七部韓國片,好萊塢只佔三個名額。」
採訪期間,我注意到了李滄東的書架上,放著一張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黑白照片,照片左方一隻手提著一顆剛砍下的頭顱,照片右方,一個小兵模樣的男人,肩上扛著斧頭,笑嘻嘻地看著血淋淋的斷頭。畫面的荒謬性,會讓人以為是哪部電影的劇照,問了李滄東,原來這是一張韓戰時期外國記者攝下的新聞照片。「被砍下的頭是逃到山裡的左翼游擊隊,砍人的是討伐他們的政府軍。砍人的在笑,他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我覺得這個場面看起來很具衝擊性,也很悲傷。」
我們想要翻拍下這張照片,卻被李滄東阻止,彷彿那張照片是他不能外露,極為私密的「心象」。他剪下報導後,還用金屬材質的相框裱上,鄭重地放在書架上日日相對。採訪後看了一篇訪問,才知道李滄東的父親有左翼背景:「童年時家裡很窮困,我父親是左翼,因為它而受到的痛苦不可勝數,也許你不能相信,我從五歲時就想到人生是地獄。」
南韓和台灣有著相似的歷史發展進程,韓戰後南、北韓的分裂相當於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和大陸的隔離,在同樣親美反共的背景下,任何與左派有關的思想都被視為毒蛇猛獸,扣上「共匪」的紅帽子,淪為蹲苦牢的政治犯,和台灣如出一轍。在他的電影《薄荷糖》中,警察可逕自搜查大學生的宿舍,發現《資本論》等「禁書」就可以加以逮捕。
問起李滄東童年的困苦事,他總是點到為止,不願意多說。「許多人問為什麼我電影中的人物都是社會邊緣人物或是承受痛苦的人,或許是因為我的成長背景,這些人和我是很接近的。」《生命之詩》中的老婦靠吃重的打掃工作獨力撫養孫子,沒想到孫子捲入性侵事件,又發現自己得了阿茲海默症。《密陽》中的少婦在喪夫之慟稍稍平復後,帶著相依為命的稚子來到亡夫的故鄉定居,卻被歹徒盯上,稚子慘遭撕票。否極不一定泰來,禍總不單行,李滄東的電影彷彿要把所有能受苦的可能加總至極限,以試探深淵的底部究竟在哪裡。
「我覺得人生經歷的痛苦都有意義,但重點不在造成痛苦的罪咎本身,而是關注人在痛苦中的狀態。」我問他對這幾年韓國流行的「復仇」類型的電影有何觀感?他說,「觀眾很容易就可以跟著劇情走,復仇成功的話也會覺得很痛快,但電影並沒有對於生命和復仇的意義提出質問,只是純粹去執行復仇本身,觀眾看完之後會會感到滿足和舒暢,但並不能捕獲更深沉的情感。」
李滄東說他將來想要拍一部關於韓戰的電影。一九五○年,那是在他出生以前的事了。我們離開的那天,首爾鬧區有個戶外大電視,正轉播著金正日的葬禮。韓戰六十年後,電視裡的北韓人呼天喊地、悲慟無比;電視外的南韓人事不關己地忙著逛街購物,彷彿螢幕上播放的是一部過時的黑白電影,不曾停下腳步為之駐足。
後記:
李滄東很喜歡跟劇組同事、演員一起去卡拉OK,他說自己不愛唱歌,都是別人上台唱,「人在那個狀態下很放鬆,能觀察到一些平常不會浮現出來的幽微面。」去年他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頒獎典禮結束的當晚有個慶功宴,他曾不止一次說過喜歡侯孝賢的作品,於是打算去跟侯導打聲招呼,「四周是非常歡樂浮動的氣氛,我看見侯導和舒淇躲在角落沒和任何人說話,那是一種在人群中的寂寞,和周圍是脫節的,浮躁的情緒瞬間安靜下來,這一刻很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