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李斯是成就秦始皇的功臣,也是出賣秦始皇的奸臣?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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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總是有功有過,但李斯一生功過的反差太大了,而且影響力太大了,直接關係中國的歷史進程。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成就是一個時代的成就,他的過失是一個時代的過失。
李斯的一生作出了怎樣的貢獻,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他在被囚後寫給秦二世的信中自己作了總結,計有七條:第一條罪(功以「罪」說)是,我擔任丞相治理百姓,已經三十多年了。我來秦國時秦國領土還很狹小。
先王的時候,秦國的土地不過千里,士兵不過幾十萬。我用盡了自己微薄的才能,小心謹慎地執行法令,暗中派遣謀臣,資助他們金銀珠寶,讓他們到各國遊說。又在國內準備兵力,整頓政治和教化,任用英勇善戰的人為官,提高功臣的社會地位,給他們很高的爵位和俸祿,終於威脅韓國,削弱魏國,擊敗了燕國、趙國,削平了齊國、楚國,最後兼併六國,俘獲了他們的國王,擁立秦王為天子。這是我的第一條罪狀。(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民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
秦國的疆域並不是不廣闊,還要在北方驅逐胡人、貉人,在南方平定百越,以顯示秦國的強大。這是我的第二條罪狀。(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
尊重大臣,提高他們的爵位,用以鞏固他們同秦政權的親密關係。這是我的第三條罪狀。(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
建立國家,修建宗廟,以顯示主上的賢明。這是我的第四條罪狀。(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
更改尺度衡器上所刻的標誌,統一度量衡和文字,頒布天下,以樹立秦朝的威名。這是我的第五條罪狀。(更克畫,平鬥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
修築馳道,興建遊觀之所,以顯示主上志滿意得。這是我的第六條罪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
減輕刑罰,減少稅收,以滿足皇上贏得民眾的心願,使萬民百姓都擁戴皇帝,至死都不忘記皇帝的恩德。這是我的第七條罪狀。(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李斯上書的「罪」實為功。功還可以再加一條,寫有名篇《諫逐客令》,主張人才流動。這是中國人最早的開放意識的體現。可惜,書上訴後,趙高使吏「棄去不奏」,說「囚安得上書」,即趙高派人把李斯的信扔掉了不上奏,還說什麼一個囚犯怎麼有資格上書皇帝呢?李斯最終被五刑,腰斬咸陽。夷三族。
李斯的最大過錯是被動參與了胡亥、趙高的篡奪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秦始皇在出遊中於沙丘病重,令趙高寫信給長子扶蘇:「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趙高密而不發,秦始皇就死了。趙高與胡亥密謀篡權,但沒有丞相李斯的配合是不能成功的。
趙高找來李斯,說:「今秦始皇已經死了,死之前留下給長子扶蘇的信,要他回來奔喪並立他為繼承人。但是信還沒有發出。現在並沒有人知道皇上死的事,皇上留下來的書信、兵符、印章都在胡亥那裡。決定誰當太子,就決定在你及我趙高之口。你打算怎麼處理這件事?」(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之者。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及高之口耳。事將如何?)李斯說:「安得有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從這句話看,李斯開始是反對趙高夥同胡亥篡位陰謀活動的,將趙高的話視為「亡國之言」,認為這種事不是下面大臣所能議論的,而是由皇帝確定的,也就是認為應該長子扶蘇接位。
趙高接著說:「你自己好好考慮,與蒙恬相比,你的能量怎麼樣?與蒙恬相比,你的功勞怎麼樣?與蒙恬相比,你的謀略遠見怎麼樣?與蒙恬相比,你的得天下民心怎麼樣?蒙恬是長子扶蘇的舊臣,與扶蘇的親近,你與蒙恬比又怎麼樣?」(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李斯說:「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趙高說:「長子扶蘇即位後必用蒙恬為相,而你最終將失侯回到鄉里。這是很明顯不過的事了。」(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
趙高抓住了李斯保全爵位的私心,終於使李斯就範。是國家為大,還是一己爵位為大,李斯作了錯誤的選擇。其結果不僅國亡,而且己亡。李斯的第二個過錯,力主輿論一律,造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行為。
在《秦始皇本紀》中載:「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始於李斯的這一席話。豈止影響秦朝,而且影響了中國幾千年,歷代的帝王,總是用一種思想統治全國,而不能存在第二種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空氣從此不復存在,乃至發展到明清,大興文字獄,壓抑不同意見。由於思想沈悶,國家失去生機,在明中後期以後,中國就落後於世界的發展。
第三個過錯,行所謂「督責之術」。也就是用嚴刑峻法對待國人。秦二世當權,民怨沸騰,李斯兒子李由的治所三川爆發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秦二世簡直沒有辦法,李斯提議:「只有五丈之高的城沒有人敢上,但百仞之高的泰山卻有跛足的羊牧其上,什麼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的陡峭程度不一樣。」(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頭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這是為嚴刑峻法設喻。然後李斯又說:「聖明的君主為什麼能獨霸天下,獨享其利,就是靠獨斷和從嚴執法,所以天下才不敢犯法,從而長治久安。」(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此術,秦二世聽了十分高興。
執行的結果是,「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一個國家怎樣才能長治久安?李斯的認識實在粗淺,沒有能越出舊時法家的思維,或者說把法家的思維僵化了。 這裡有必要說一下孔子。在各個國家都在尋求使本國變得強盛的方法時候,也就是都在重視法家的時候,孔子卻把視野放在了另一面,一個國家強大以後,如何治理這個國家,這就是儒家學說。儒家學說的核心是「仁」和「禮」,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等級社會,要求統治者做到「為政以德」,「仁者愛人」。
但是當時的儒家學說並不受各國統治者的歡迎,孔子也成為不受歡迎的人,連他自己也嘆息「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卻在曠野上奔波不停,無人理睬自己的學說。就是這樣的學說,後為漢武帝所接受,成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漢朝當然也因這個學說而得到鞏固。
李斯對儒家學說是斷然否定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積極參與者。所以,在思想領域也決定了秦朝是不得持久的。
第四個過錯,由於李斯的提議,秦朝過早地在全境實施郡縣制,成為導致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郡縣制的推行,這在好多人看來是秦始皇的政績,因為「百代都行秦政制」,其實當時人們的思想還是停留在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的條件並不成熟。由於不實行分封制,秦始皇的二十多個子女及所有功臣都沒有分封,在秦朝中央政權受到打擊的時候,沒有諸侯王國作羽翼,應對動亂,國家很快滅亡。
由於沒有分封制,使得趙高胡亥的篡位一步成功,順利得手,而且使得胡亥一下子殺去了自己二十多個兄弟姐妹,殺去了為秦統一六國立了大功的重要功臣。秦朝,實在是被秦自己滅掉的。
劉邦建立漢政權接受了秦朝的教訓,在打江山的過程中就不斷的封王,以此為誘餌,吸引更多的人參加他的起義軍,如韓信、彭越、黥布等,寧可以後再一個個鎮壓下去,「非劉姓而王,天下共擊之」。劉姓而王,又不太平,後有七國之亂。是漢武帝解決了封國問題。前後經過一百多年時間,郡縣制才得以在中國推行。
李斯只看到分封制可能導致諸侯國之間戰爭的一面,但沒有考慮到沒有分封制會使秦政權很快被推翻的另一面。在先王的成熟經驗與後王的非成熟經驗之間應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再大的權威,再高的威信,都得承認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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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元 、歷史春秋網
秦始皇的一生,迷霧重重。重重迷霧當中,隱藏得最深的疑案之一,就是他的後宮是誰?
中國歷代王朝的皇帝,後宮都有記載,特別是皇后,那是母儀天下的第一夫人,在制度上有專門的規定,是必須大書特書,樹碑立傳的。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的皇后,也就是始皇后是誰,史書上卻完全沒有記載,兩千年來沒有人知道,這就不能不說是有點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還沒有完。如果說秦始皇的皇后,也就是始皇后是誰,史書上忘了記載,或者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寫也就罷了,更奇怪的是,除了始皇后而外,有關秦始皇所有後宮的消息,在史書中也幾乎都沒有記載,兩千年來也沒有人知道。這就不僅僅是奇怪的事情,而是一樁非正常的歷史之謎了,對於歷史偵探來說,也就成為一樁有待破解的歷史疑案了。
2007年3月,我得到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墓葬被發掘的消息,於是專程再次前往西安,就與秦始皇有關的女性的遺蹟作了考察。我去秦東陵,查訪了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與養祖母華陽太后、父親莊襄王與母親帝太后的墓葬。秦王與王后,都是夫婦合葬一地,陰陽相配,合於人情,合於制度。親祖母夏太后與高祖母宣太后的墓,也是規模宏大,不過,因為兩位太后都是側室而不是正妻,所以葬地選在別的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條,合於傳統,合於禮制。唯有秦始皇陵,孤零零一座大墓,沒有皇后之墓相伴。那種孤單獨立的景象,實實在在地將誰是始皇后的歷史疑案,捲入了考古實物當中。究竟有沒有始皇后墓?如果有,始皇后墓在哪裡?
秦始皇的秘密越是深查,疑慮越深。面對疑慮,當事實不清、真相不明的時候,各種猜測遐想,就應運而生。
有人猜想說,秦始皇大概是沒有立皇后,之所以沒有立,是因為後宮太多,看花了眼,定不下來。不過,動動腦筋就可以知道,後宮多少,秦與歷代一樣,自有制度,自有規定,與立不立皇后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立後是為了王位繼承的秩序,也是為了後宮的秩序,與是否花了眼倒是關係不大,這個說法太不專業,拿不上桌面。
也有人猜想說,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長生不老,這種厚望的特殊要求延遲了他立後的進程。不過,查查史書就可以知道,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長生不老,都是統一天下後瀕近晚年的事情,以秦國的傳統和制度而言,秦王正式立後當在親政後不久,大概都在二十多歲的青壯年時代,怎麼也等不到四五十歲。待到年老體衰才來考慮立後的事情,不僅祖宗們不允許,臣下們也怕早就吵翻了天。這種猜想也說不通。
又有人猜想說,秦始皇的母親私生活不檢點,養面首,生有兩個私生子。這件事對秦始皇影響甚大,他驅逐母親出京,由怨恨母親發展到仇恨女人,成為一種心理障礙,使他遲遲未能立後。不錯,秦始皇的母親確是養了面首嫪毐,養了私生子,秦始皇也確是怨恨過他的母親,將她驅逐出京。不過,嫪毐的事情,直接關係到他的母親與養祖母華陽太后間的,當他事後聽了策士的勸告後,出於穩定政權和安定繼承關係的考慮,迅速迎回母親,恢復了秦王與太后的正常母子關係。秦始皇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的為人行事,首先是從政治的角度考慮的。
況且,在秦國歷史上,太后養面首生孩子的事情多的是。他的高祖母宣太后與來秦的外國義渠王生有兩個兒子。宣太后的兒子,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不但知道這件事情,還與母親合謀,利用這樁私情,刺殺義渠王,將義渠王的國土併入秦國,解決了一樁多年威脅秦國西北邊境的心腹大患。秦昭王早早在宣太后的主持下娶妻立後,後宮不少,子女也多,不但沒有看到什麼心理上的障礙,看到的反而是實利人情濃厚、道德約束淡薄的邊風古情。可以說,在太后的私生活與秦王立不立後之間,實在是找不出可信的聯繫。這種猜想,好聽是好聽,也難以說通。
所以我們說,上述的這些猜想,都只是勉強的臆測,因為找不到破解的門道,只有接受現狀,再做一點粉飾性的塗抹而已,並不能連接到具體的史實,做有理有據的破解。那麼,破解的門道在哪裡呢?
唯一的線索
破案的關鍵,要有線索。歷史疑案的破解,需要找到能夠作為線索的史料。我將史書中所有有關秦始皇后宮的史料都篩選了一遍,結果只找到一條,現在提供給大家。這條史料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三十七年條:
九月,葬始皇驪山。……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
這條史料非常重要,必須做一個詳細的解釋。秦始皇三十七年,就是公元前210年,這一年七月,秦始皇在第五次巡遊天下的旅途中生了病。車駕抵達沙丘宮平台(今河北廣宗西北大平台)時,秦始皇病情急遽惡化,突然不治身亡,享年五十歲。隨後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沙丘之謀。沙丘之謀的主謀是趙高,他是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的老師,秦始皇的貼身車馬班長——中車府令,他引誘胡亥,說動丞相李斯,三人結成政治同盟,偽造遺書,逼迫皇長子扶蘇自殺,擁立胡亥即位,建立起二世政權。
九月,二世新政府在咸陽舉行盛大的葬禮,將秦始皇安葬於驪山,就是現在的秦始皇陵。在安葬秦始皇的時候,二世皇帝下了這道處置秦始皇后宮的命令。這道命令說:「先帝的後宮當中沒有子女的人,不宜外放出宮。」根據這道命令,於是將她們全部殉葬從死,死者的數量相當多。
那麼,從這條史料當中,我們可以讀取到有關秦始皇后宮的哪些信息呢?
一、秦始皇后宮的數量不少,具體的數量不詳。不過,秦的後宮,自有嚴格的制度。根據繼承了秦國制度的漢朝初年的情況來看,秦始皇應有正夫人一人,稱號為皇后。側室多人,都稱夫人。夫人們的稱號分別有美人、良人、八子(比如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她是惠文王的側室,稱夫人,正式的稱號是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等數種,她們地位的高低,比照政府官員的秩祿,也都有規定。所以我們可以說,真正有名分,可以被稱為秦始皇后宮的人,最多十來人左右。世上盛傳秦始皇的後宮列女在萬人以上,都是後世的傳聞和文學的誇張,是不能作為信史來看的。
二、這些數量有限的後宮們,分成了兩大類,一類是生有子女的,另一類是沒有生子女的。
三、凡是沒有子女的後宮,都按照二世皇帝的命令殉葬,被埋在臨潼的秦始皇陵裡面了。
四、凡是有子女的後宮,免於殉死,在秦始皇死後,與他們的子女一道,還繼續活在人世上。
據我所知,上面這條史料是史書中有關秦始皇后宮的唯一的一條史料,我們從中能夠讀取的信息大概也就是以上四點了。情況介紹到這裡,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現在,我們知道秦始皇的後宮有些什麼人,我們知道秦始皇的皇后是誰了嗎?」
「不知道。」
可以想像得到,大家肯定會如此異口同聲地回答。
「為什麼?」
「從這條史料看不出來。」
「那怎麼辦?」如果我繼續追問。
這一來,大家恐怕會為難,不便回答了。不過我想,個別人也許會說:
「那就沒有辦法了。沒有證據,總不能瞎猜亂說嘛。」
說得對,的確是這樣的。歷史學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或者說是一種基本的訓練,叫作根據證據說話。能夠尊重證據,根據史實說話,才算是入了歷史學之門。
不過,入了門還得能出門。你入門經過學習以後還得出門,出門自立門戶,出門博採百家,出門活學活用,也可以出門做歷史偵探。我們今天的課題是破解疑案。現實中破解疑案的專家,當然是刑警偵探了,最有名的文學代言人,當然是福爾摩斯、波羅,還有黑貓警長了。作為破解歷史疑案的歷史偵探,我們也不妨出門向破案的偵探們取經,學習他們破案的方法。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向刑警偵探們學習些什麼,我們將如何活用他們的方法來破解我們的疑案呢?
不幸的兒女們
在偵探破案中,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刑警們追捕犯人,犯人逃脫,不知去向。這時候,刑警們並沒有絕望,他們回到警察局開會,調查和搜尋所有與犯人有關的人,製作出一張關係網表,依據這張表,經過仔細地分析,從中篩選出犯人可能前往投靠的關係人。然後,刑警們轉而跟蹤這個關係人。結果,犯人的身影出現在這個人身邊,刑警們果斷出擊,一舉抓獲了犯人。在偵探學上,這個方法叫作吊線跟蹤。
今天,我們把這種方法借用到歷史學當中,嘗試能不能用這種吊線跟蹤的方法破解秦始皇后宮的疑案。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有關秦始皇后宮的史料只有一條,而解讀這條唯一史料的結果似乎是走入了絕路,追蹤的對象——秦始皇的後宮們的身影消失了。不過,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思路,學習刑警們的做法,將後宮們的關係網作一番整理的話,我們將不難發現,與後宮們關係最為密切的人,除了秦始皇而外,就是她們的子女了。通過調查子女們的行蹤,尋找母親的下落,可以說是一種可行的方案。出於這種思路,我們暫時停止對秦始皇后宮去向的追蹤,轉過頭來考察秦始皇的子女們。
這樣一來,前景就豁然開闊了。秦始皇有近二十位子女,長子扶蘇,幼子胡亥,中間知道姓名的還有公子將閭和公子高,我們可以對他們逐一吊線跟蹤。為了便於追查,我們先列出一張線索人的名單來。
第一線索人:公子將閭兄弟
第二線索人:公子高
第三線索人:諸公子公主
第四線索人:幼子胡亥
第五線索人:長子扶蘇
按照這個名單,首先追查第一線索人公子將閭兄弟,看看能否找到有關他們母親的線索。公子將閭一共兄弟三人,他們出現在史書上,是在二世即位以後。當時,他們共同面臨著被誅殺的危險。
我們已經講過,秦始皇死後,即位的二世皇帝胡亥是幼子,他本來不應當繼承皇位,受老師趙高的引誘,得到丞相李斯的協助,偽造遺詔,逼死長兄扶蘇,篡奪了皇位。即位後的胡亥,內心不安,對比他年長的兄弟姐妹們,都心懷猜疑,擔心他們危及自己的地位。在趙高的慫恿下,二世決定將在世的公子公主們都處死,以消除他們對於皇位的潛在威脅。
史書上說,在這場清洗運動中,公子將閭兄弟三人被軟禁在宮內,最終被定以「不臣」之罪判處死刑。所謂「不臣」,就是失臣下之禮義,引申出去就是對主上的不敬,再引申就是妄圖謀反了。這種做法,我們今天叫作無限上綱上線。
公子將閭最是謹慎重禮的人,他實在是冤屈不服,他對傳達判決的使者申辯道:「朝廷的禮節,我從來不敢不服從;朝廷的序位,我從來不敢不遵守;接受皇上的命令應對回答的時候,我也從來不曾有過失辭欠禮,何以叫作不臣?我只求明瞭自己的罪名而死。」執行命令的使者無情,說自己是奉詔書行事,催促將閭立即服罪自裁。可憐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呼天不應,被迫含冤引劍自殺。
在史書有關公子將閭兄弟的簡短記載中,我們沒有發現有關他們母親的直接線索。根據公子將閭的為人,根據他重禮儀,守規矩,行為謹慎,言辭得體的形象,我們推斷他的母親也當是謹慎而對子女管教嚴格的人。此時的她,或許已經不在人世了?
其次,我們來考察第二線索人公子高。
在秦二世殺戮兄弟姐妹的恐怖之中,公子高曾經打算逃亡,但他擔心因為自己的逃亡而株連家族,走投無路之下,他上書二世請求讓自己為父親殉葬。二世十分高興,同意了公子高的請求,賜錢十萬築墓,讓他陪葬於始皇帝陵園內,於是就沒有株連公子高的家族。
史書上記載公子高上二世皇帝書說:「先帝無恙的時候,臣下入內則被賜予飲食,出外則使乘坐車馬;御府的衣物,中廄的寶馬,臣下都有受領。先帝仙逝,臣下應當從死而未能速行,這是身為人子而不孝,身為人臣而不忠。不孝不忠,無以立名於世,臣下請求從死,願意陪葬在驪山腳下。切切懇求,願主上恩幸,哀憐准許。」被送上斷頭台的皇子王孫,那種無辜無奈、日暮途窮的哀鳴,至今讀史尚迴蕩在耳邊。
在對公子高的考察中,我們也沒有發現有關他母親的直接線索。從公子高的上書來看,他深受父親的喜愛,忠孝之心非常濃厚,以此推測,他的母親應當也是重大義的人。公子高有想法有決斷,曾經考慮逃亡,但是,為了保護家族,最後決定以身殉葬。想來,他的母親,或許還在人世,兒子走後的家族,由她來孤苦支撐?
跟蹤追查第一和第二線索人到這裡,對於他們母親的情況,除了一點似是而非的推測外,我們難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看來,由公子將閭兄弟和公子高的線索去追蹤秦始皇后宮的線路,走不通。走不通的原因,是實有其人其事而可以取證的文獻史料不足。文獻史料,是從古代輾轉流傳至今的文字信息,是我們破解古代疑案的重要證據。文獻史料不足,我們就束手無策,打退堂鼓了嗎?不,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來源,這就是考古發掘。考古發掘,是直接到古代遺留中尋找第一手信息,最為可靠。於是,我們將視線投向考古,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線索。
(三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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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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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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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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